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职业记忆

语文教学：整理心中的历史碎片

　　泥土

　　看“那一代”的争论，引起了我自己的反思。

　　我是1980年登上中学语文讲台的，恍兮惚兮23年的时间就流过去了。我既不是“名师”也不是“新锐”，说“沉默的多数”或许还有点典型意义。作为个案，我的反思也许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份来自“基层”的样本。为此，我得力求真实可靠，尽量避免用今天的观念去干扰历史的原貌。当然，完全的复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是一种回忆。

　　80年代？

　　80年代，我基本上是在激动和勤奋中度过的。

　　枯木逢春的生命跳跃使我怀着感恩和争气的激情登上神圣的中学讲台，根底的浅薄迫使我发愤学习，“四化”大业的美好前景激励我拼命工作。当时，在我看来，我的周围，我的朋友，大多是这样的精神状态。

　　整个80年代，语法和修辞知识教学似乎是中学语文课堂的主料。分析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和类型，区分单句复句，识别病句和修辞手法，占据了教学的大部分时间。譬如，一个“在”字，在哪里是介词哪里是动词哪里是副词；“老师叫我到图书馆去借本书来看”，是兼语句还是连动句还是主谓短语作成分句；“圆规愤愤不平……”是借代还是比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时好象不讲这些，你那中学语文教师的资格就会令人生疑。

　　那时的语文教学内容，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个字似乎足以概括。“字词”，不大注重本身的意义和积累，倒是重在“六书”“双声、叠韵”之类的文字学知识上去了。那时的篇章教学是按时代背景—作家作品—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艺术特色—思考练习这样一路下来，课课如此。文体知识也很被看重：教材按文体分单元，各种常见文体的定义是考试的重点；写作按文体训练，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必须中规中矩，含糊不得。连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把重点放在文学体裁的相关知识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大体裁的基本知识必须弄清楚。

　　当然，思想教育，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基本上没有放松，和文革相比，阶级斗争不大提了，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教育，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只有什么才能什么的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教育，一般都要把它们“渗透”到课文乃至语法修辞的教学中去。

　　那时最着重的就是“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能力，开发智力，是当时深入人心的理念。“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不啻是一种口号，更是教师们自觉履践的奋斗目标。至少我当时是奉行不疑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语文教学是以满堂灌为主的。但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学是为了自学”的观念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思考并在教学中产生影响。记得我“上岗”的第一所学校（一所戴帽中学），校长最爱说的就是这句话。大概在82年，我们这里就传来来了魏书生、于漪、钱梦龙、陈钟梁等老师的名字了。最先是听教研员的介绍，看教学实况录象，后来是读有关文章。能够说，整个80年代，我的教学思考和探索，一直有这几位老师陪伴和引领着的，当然还有“三老”（叶、吕、张）。说他们是我的导师，该是恰切的。

　　由于有实况录象的缘故，钱梦龙和陈钟梁两位先生的课堂教学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切印象。（钱老师的是《捕蛇者说》，陈老师的是《中国石拱桥》。可惜至今没看到过于漪和魏书生老师的完整课堂录象，只读过他们的文字资料。）以前教学一直没有一个既形象又堪称样板的东西，看了钱、陈二位老师的课堂教学后，心里才算有了个实在的参照。遗憾的是，我至今没达到他们那种水准。我知道他们那个是要真功夫的，不是那么容易学到家的。

　　魏书生老师虽然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是个抽象的符号，但他的教学方法于我却是最实在也最实用的。在我看来，他就是教学中的一个“点子大王”——着数多，基本上拿来就可用，无须多苛刻的学养或教艺的要求。比如，放手让学生自学，分组讨论，小先生讲课，搞命题比赛，犯了错误罚唱歌，写随笔日记等等，就曾被我采用过，有些方法现在也一直运用着，效果的确也不错。

　　到80年代后期，我也先后接触到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新的东西：苏霍姆林斯基的建议，我的印象是以足够的真诚和耐心，给学生全面的尊重与关怀。巴班斯基的最优化理论，我的体会是大干快上，与当时的“多出、快出、出好”相吻合。布卢姆等人的学习理论，关注点从“授与”转向“接受”，从“教”转向“学”。还有就是后来被称为老三论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其中关于信息的传输与调控，关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部分与整体，效率与耗损等等，确实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给我以启发。另外，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理论，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都多多少少给我以帮助，影响着我对语文教学的认识和履践。如果再上升一个层面，则是接触到了据说是从“马哲”中发掘出的关于“异化”的理论，阅读到了《走向未来》丛书、《山坳上的中国》、《问题与方法》，观赏到了《河殇》之类的电视片。这些东西给我以崭新的视角和工具，使我对多年来纠缠于心的诸多困惑开始一层层的追问起来。

　　整个80年代，就我个人来说，是勤奋学习和勤奋工作的十年。那时的学习与工作是那么“密不可分”，很多时候简直是即学即用。浅薄啊，大脑中的“不确定性”比比皆是。学了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那工具确实又那么“攻无不克”，于是还自以为懂得了哲学！那时不知道网络为何物，读“三论”中的“人工智能”“人机对话”“信息高速公路”等东西就象读《西游记》——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那时候读书，多为狼吞虎咽，骨子深处是为稻粱谋，经世致用，出人头地。那是一个争表现、争贡献从而争级别、争待遇的时代（当然具体的争法是千差万别的）。那是一个希望多于失望、虔信大于怀疑的时代。遗憾的是，我竟然是在近乎绝望中告别了那个年代。

　　90年代？

　　90年代？如今想来，有点象在演绎鲁迅的《彷徨》。

　　我虽早在75年就踏上了讲台，但登上高中语文的讲台还是90年代才开始的。就高中语文教学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与80年教初中的踌躇满志相比，91年教高中时灵魂深处则有较浓的悲凉。即便如此，对学生负责，莫误人子弟，这些还是我的基本原则和从业底线。

　　一个学生从初中升入高中毕竟是较大的飞跃，因为这毕竟是人生的智力和精神最活跃的时期。这在教学中有明显的感受。如果说我的五年的中文本科函授学习所得到的东西还勉强能对付那些初中娃娃的话，面对高中学生则明显的捉襟见肘。虽然借助“教参”一般说来那堂课也糊弄得过去，但明显的愧对学生的那双半信半疑的眼睛（高中生的眼睛和初中生的就不一样）。比如讲《季氏将伐颛臾》，讲《屈原列传》，讲《伶官传序》，讲《物种起源导言》，教师自己没有相对厚实的国学的、史学的、哲学的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功底，面对高中生特别是其中一些比较喜欢阅读和思考的学生，心里就有些虚。

　　90年代，也是我比较静心的读书和思考的10年，虽然伴着苦闷与彷徨。相对于我80年代读书的狼吞虎咽和走马观花，这10年读书则较为平静和从容。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中有代表性的东西都弄了些来慢慢的啃，确也收获不小。比如为搞清楚秦牧〈土地〉中提到的“土人遗块”，我去读左传，从公子重耳出逃开始，乘兴通读了全书，后来又找来〈东周列国志〉欣赏了一把，顺势又把冯梦龙的“三言”也细细读了一遍。就这样左勾右连的读，多是随便翻翻，有点漫无目的，唯求满足一个“你说的我知道”，如此而已。那时订了份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爱读上面的学人小品。又因此而结识了〈读书〉。不大喜欢那里的我认为是故弄玄虚的“学术”文章（多半是因我自己的浅薄），但读到了钱理群、何清涟、贾植芳、金克木、陈徒手、陈四益、摩罗等人，倒是我90年代的一大幸！总的感觉，90年代的学术界还是相当活跃的。

　　90年代的中学语文界也是有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味道。

　　首先是教研教改课题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情感的，趣味的，智能的，创造的，审美的，高密度的，多目标的，大语文的，生活化的……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相应的当然是一个个新星新秀的闪亮登场。

　　其次是学术争鸣相当热烈。如果说80年代是以学习和借鉴为主调的话，那么90年代的主调可能是争鸣和思考。其中最深入、最持久，也最有价值的争鸣就是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直到世纪末圈外人士的一颗“误尽苍生是语文”偏激炸弹的投入，才使得圈内的人们一时语塞。自然是同仇敌忾的反击，这是后话。

　　我觉得人文论的提出是对语文学科认识的一大进步。它让我反思过去10年的教学，使我在逃离单一意识形态囚笼后没有完全陷入技术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90年代的语坛新星在我头脑中印象较深的是韩军、李镇西和黄玉峰，除了他们的观点外，主要欣赏他们的文风：刚健，朴实，言之有物。在长期充斥假大公话的语文刊物中，他们的文章别具一格，给人花信风的感觉。

　　90年代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学语文新教材的问世及其相关的讨论。尽管新课本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比起老课本来不能不承认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认为它主要体现为单一意识形态的淡化，语言学化的弱化，审美性的增强和言语教育的突出。一句话，更好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而工具性，也更多的着重其生活实用性，而摒弃了原来的学科专业性。我认为这才是90年代语文大讨论的真正收获，是真正对教学产生了影响的。我们重庆地区使用新教材，则是新世纪的事了。

　　至于绝大多数的课题研究和理论成果，在我所及的视野内，觉得它们对实际的课堂教学基本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真正支配着教师实际运作的无疑是高考和中考。其实若看升学压力的话， 90年代的压力不及80年代大，随着所谓教育产业化的施行， 90年代升学压力实际上是日益缓解。但是，应试教育却是愈演愈烈，直至今日，一直恶性发展，似未见扭转的势头。91年我刚教高中的时候，从省上到学校的大小教研会，提的口号就是从高一开始就瞄准高考，按考纲编排训练序列，稳打稳扎，步步为营。而且各地都树有自己的样板。就教师来说，开初还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自定应试对策，自编习题之类，这多少还可以锻炼一下教师的业务能力。可越到后来越“科学化”“现代化”，到如今，早已是由应试专家（也是名师）、出版商（多为地下）、各级教研部门、执行教师组成了流水线似的一条龙应试体系（一个肮脏丑恶的体系）。教师越来越只需简单的操作，专业知识和能力越来越显得不甚重要，甚至连词海词源等工具书在教学中都越来越用不着了，因为练习题都配有详尽的解答。

　　在我看来，整个90年代，表面热热闹闹，实际空空洞洞，少数认认真真，多数装模作样。当然有新教材在部分地区试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在提出和讨论等，但可圈点者不多，语文教学的老问题（如少、慢、差、费）没得到多大改善，人文关怀，文学陶冶还多是停留在嘴巴上，学生们被题海书山压迫着疲于奔命，了无乐趣，整个教育生态持续恶化。由于诚信的日趋丧失，假货水货的猖獗，形式主义盛行，人们生活观念的犬儒化，80年代的那种相对积极健康的风气忍看渐行渐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需要机制性的改变。

　　进入新世纪？

　　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出新世纪新在哪里，不过我却是真的感受出新世纪于我的特殊意义：这就是我上了网，成了地道的“网虫”。本来98年就开始玩电脑，但竟是为了玩游戏。99年我闯入了BBS，找到了几个论坛，读到了我从来没有读到过的文章或书籍。那个感觉，就象一个长期漂泊的精神野鬼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园。2000年我找到了K12，因“韩军”这个品牌而在那里安居下来，并且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此，在电脑上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的主要业余生活，每天至少5个小时是在荧屏前度过的。开初在“秋风思想评论”上读书，读哈耶克，读李慎之，读顾准……到“问题与主义”、“新语丝”或“海纳百川”去看辩论，到“素心学苑”去下载名著或禁书，再到韩军在线去读自己专业方面的文章，看人文论、工具论、言语论的“混战”，读木棉、王雷等“于我心戚戚”的帖子，也开始跟着他们发发言，体会“言论自由”的乐趣。后来，又从各网页的友情链接觅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山庄或思想小筑……我的思想，我的精神，能够说每天都在充实着，更新着。试想想，每天有六七个小时可以和当今汉语世界中那么多有思想有学问有良知有勇气的人对话，可以接触种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思想和学说，就象法官听取原告、被告和证人的畅所欲言的陈述，可以了解到很多以前根本无法了解的事实或真相，这能不让人激动么？我想，人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兴趣，对真相（真知）的渴求，对精神（灵魂）伴侣的追寻，以及自我世界的对外表达，就如同人之于情爱，是其本性，也是其基本权利。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样那样的限制往往得不到或得不全，而在网络上却可以获得较理想的实现。能够享受到这个权利，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举个小例子，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在〈读书〉上知道了何清涟的〈现代化陷阱〉，可就是看不到原文，后来在网上读到了。2000年听说高行健的〈灵山〉获诺奖，若没有网络，恐怕至今也不知他那座灵山是个什么样子。

　　如今，我觉得精神是那么充实，生活是那么富有意义。我由衷的激动啊，这种激动只有1978年我得以参加招生考试并能被录取的那次可以相比。而我读书之认真，之投入，之兴趣盎然孜孜不倦，则是我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是为稻粱读，是读学问；如今是为完整意义的生命读，是读灵魂。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到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或许有人要问，这些不过是你的业余生活，与你的正业有什么关系呢？你应该说你的工作，或你对语文教学的见解呀！我说，这里面关系大着哩。我正是从这几年的这种生活中悟出了语文教学的一些重要东西！

　　语文或语文教学，说来说去，想来想去，不就是一个语言（言语，就个体人和生活而言，语言指的就是言语，以下不再说明）问题和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的问题么？既然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帮助学生发展语言不就是从语言这个维面帮助他们成其为“人”么？这里的语言当然指的是作为母语的汉语，帮助学生发展语言不就是从母语的意义上帮助他们形成基础的人之格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是生动的——活的，运转不息而生机盎然的。它就必须是健康的同时又是开放的。它是能自由接纳和表达的，它应该具有敏锐而丰富的发生式（发生机理），规范而严密的运作式和简洁晓畅的运行效果。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特性从根本上说，就是他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是他作为个体存在的“品牌”。

　　作为基础教育基础的语文教学，就是在母语（个人语言系统的主体框架）这个方面给学生语言系统的形成和完善提供必要的帮助。这就是我说的基础的人之格，它是土木结构、砖混结构还是框架结构，是古典式、现代式，中式、西式，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式，学生最终会形成自己的一个基础的格。语文教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以必要的有益的帮助和影响。这样来定位语文教学，我认为是比较自觉的。（我这里之所以提“帮助和影响”，而不提“教育”或“塑造”，实在是专制教育给逼出来的，因为这两个词被专制教育弄得有些可怕。）这里，“有益”二字就十分关键。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语文教育，对他们的语言系统的形成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用这个来检讨和审视我们的语文教学，不仅迎刃而解，而且若认真的检讨过来，你会不胜感慨的！

　　“有益”的标准就要瞄准“健康”和“开放”了。我自认为提“健康”和“开放”比较好，倒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实在是针对我国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长期来，语文教学所做的，我看就是“规范”二字。这“规范”固然重要，但仅着眼于它我认为不够，而且仅着眼于它也未必规范得起来。规范，只是语言开放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规范的语言，谈何开放？但我看“健康”二字应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如果语文教师也属于语言工作者的话。

　　语言系统的健康首先是言语者对待自身语言的态度，进而形成品性。

　　第一要负责任，要认真。说真话，谁会反对？谁不渴望？一般情况下，真话假话，人们心里也能分辨，可就是假装二百钱数不清，面对假话废话或含真量极低的话大家装糊涂，不愿把那层纸糊的窗子戳破。语文教师也不管，管你真话假话，我的责任是帮你把话说通顺，说漂亮。穿靴戴帽，废话连篇，浪费资源，无谓的增加生活成本，降低生活质量，人们也漠然待之，视为自然。语文教师也不管，还要帮着从修辞上逻辑上进行打磨，以此为职业责任（因为他只管在技术维面“规范”学生的语言）。是的，这种“货”，收购部门它要收，或者它才收。这是不少为技术主义教育辩护的人所持的重要理由。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等待机制的改变外，就只有从更高的层面呼唤人的良心和理性了。

　　第二要自信，要自尊。我们的思想库或精神库里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我们拙于创造，这是我们最感羞愧难以启齿的事。十三本经典，把我们喂养了两千多年，早已喂得个面黄肌瘦；由于消化机能孱弱，暴食西方的奶酪牛排又多拉肚；受不了的于是又大喊还是回去啃十三经。什么原因呢？从语言系统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就是我们太缺乏自信和自尊。这是我从中外著述的比较阅读中看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的不说，我们的孔孟老庄等庶几可以打个平局。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看康德、马克思、尼采，看斯密、哈耶克、托克维尔……随便举一个人或一本书，都能从中感受出他们强烈的自信和自尊。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所立的独特的体系和严密的论证，自信得近乎自负。我读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读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读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惊奇的发现，它们通篇几乎没有什么“引用”！而我们自己先秦以降的东西呢，代圣人立言，我注六经，为往圣继绝学，真个的“述而不作”。在我们的著述中，“子曰诗云”，“某某教导”，“某某指出”之类比比皆是，好象不用这些就得不了认可就不算学问似的。说穿了，缺乏自信，没有独立精神。记得曾看过一篇谈实事求是的文章，开篇竟是：陈云同志最近指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开口就“唯上”了还好意思大谈“不唯上”哩！哈哈。）近年谈创新教育很时髦，君不信去查查资料，看某某的指示在其中要占多大的比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以有无“引用”来断定有无自信，不是说引用了别人的话就不自信了，请不要误会。只是觉得“引用”，在我们的语言发生式中特别受青睐，说话，写文章少了它，说者气馁，受者也觉得“浅薄”，少了“学术含量”。据说吴组缃就曾批评过我们的文化昆仑钱锺书，说他的书中到处是张说李说王说，就少了“我”说。有人为钱辩护，说这张说李说王说其实就是“钱说”，我觉得这样辩护多少有点勉强。或许这就是学者与思想者的区别吧。这缺乏自信，还表现在只看牌子不看实质上，同样的意思，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说来反应大不相同。比如“少读中国书，多读洋人的书”，鲁迅说来是爱国，是警语，而我说了可能就是卖国，就是洋奴了。再看我们的语文教学，有多少教师在注意培养和保护学生语言的自信与自尊？我们看重的是规范，是出处，生怕“口出狂言”，贻笑大方。一个人连说话都缺乏自信，还谈什么创造？

　　从科学的角度看，说真话未必其话就真，说自己的话未必其话就对。但说真话和说自己的话，必须成为言语者应有的态度。这是一个人从小就该养成的，是我们的民族振兴所必须的，也是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健康”方面去想还有很多东西，就我们的语言实际看，缺真，缺钙，缺思，缺美，缺人性……问题多多，我们的汉语病得不轻，岂是技术主义那几颗银针陈艾所疗救得了的！

　　再说语言系统的开放。毫无疑问，只有开放的语言才是有意义的，健康的，富有活力的。开放是任何语言的本质规定。需要讨论的是怎样才能更有益于语言系统的开放性。事实上，过去语文教学所做的全部工作几乎都在这“开放”二字上，工具论者所着重的，着眼点可能也在于此。需要思考的，是它的效果如何，有不有更好的途径和方法。

　　开放当然要讲规则，要守规范，这些当然需要语文教师帮助。但开放更要有资本，有足够的底货，还要保证流通渠道的畅通。规则也需在这开放的体系中去学习和掌握。这是市场经济给我们的启发。

　　由此审视我们的语文教学，我们给学生提供了些啥？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些啥？几十篇经过反复审定的可怜巴巴的“课文”，让我们拿去翻来覆去的训练，去做简单低效的听说读写。我不想去描述那些弊端，早有人述备矣。吕叔湘有个“少慢差费”，那种枯燥乏味的纠缠于“雕虫小技”的语文教学，我说简直是糟蹋生命。范美忠说起中学阶段所接受的教育恨得咬牙切齿，口不择言；最近有个刚考了北大比较文学研究生的学生来看我，也委婉的说在中学接受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基本上没多大用，时间浪费得可惜。

　　说学生懒惰，缺乏学语文的兴趣，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曾把摩罗的一些文章下载了并打印出来给学生阅读，学生的兴趣浓厚得很。其他班的学生为读到这些资料来央求我班的学生，排起轮子等候阅读。我给高三复读班的学生讲韦君宜的《思痛录》，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讲我自己研究的“生命意识”，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在迎考备战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要求我每周至少用一节课给他们专题讲解——他们“口渴”得很！我自己的经历何尝不是？每天晚上电脑前一坐，不知不觉就到了12点！总觉得读不够，写不尽。几年来，我电脑里下载的名著几十部，时文（我称为生命文字）上千篇，我自己码的字大概也有几十万吧。李玉龙说我的写作进步不小，我觉得也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嘛，呵呵！

　　由此我更确信了这样一个认识，语文教学只局限在教法的琢磨上恐怕已是穷途末路了。我早已怀疑那些几步几法，这样型那样式了。我自己在那里面挣扎了一二十年，现在想来，光阴真是虚掷得可以！当下，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我认为不在教法上，而在教材和教师这两个环节上。有无足够的，货真价实的，能点燃学生生命之火的教材，有无个体精神饱满健康的，能带领学生遨游于语言天地的语文教师，这才是语文教学的希望所在。而在现今网络技术的条件下，教材问题已不是大问题，关键就在语文教师身上了。

　　语文教师真的要打开眼界，更新观念，提升自己的品位。同样的课文，不同的教师处理就大相径庭。马丁&8226;路德&8226;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有个老师竟要学生认识美国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黑人的命运是悲惨的，（这是他的教育任务）然后把重点放在让学生找出文章用了多少个排比，多少个比喻，多少个借代上；而我则告诉学生自由民主是争来的不是等来的，我会让学生在激情澎湃的朗读中去领会排比的力量，比喻与借代的智慧和趣味，我还会为他们提供大量相关的资料。文学，完全应该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头戏。这不仅是因为文学对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人格品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学生的语言系统的形成，也是其他任何语言教育无法替代的。真正的文学欣赏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是十分薄弱十分苍白的，可为什么却有不少人大呼文学性已经着重过头了，文学不能包打天下呢？是害怕冲击了语法教学、词汇教学、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的记诵即所谓的本末倒置了吗？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学欣赏课需要高水平的语文教师，教师不但要读大量的原著（不是只记得作家作品或文学史上的简介），而且要对文学有较深的理解。而这恰恰是我辈的软肋。应试教育为什么积重难返？完全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吗？我看其中相当大的因素是我们教师本身素质的限制。今天的应试教育，其实是不太需要教师的真才实学的，它只需要苦干加蛮干，一般就可提升考试成绩。（反正也不是自己的儿女，其实自己的儿女也在让别的教师折磨，易子而食呗，哼哼！）

　　教师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自己的素养提升了，精神饱满起来了，人格提升了，自然会达到一种“生命的自觉”，这时，他自己都不愿意再把他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毫无意义甚至卑鄙龌龊的应试教育中去。随着教师人生观改变的，是教育观、教学观乃至学生观的一系列改变，这时，激动人心的教育生态就会出现。我相信，这并不是幻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我眼中，教育生态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有的可能还在继续恶化，但我自己，从观念到行动，从生活到工作，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个人的感觉是：我幸福了，我的学生也有福了！

　　为了如实反映我心里的历史碎片，写此文我自定了个原则，就是凡事只能从心里去掏，为此我决不去动任何资料，包括自己的笔记和日记。这就有个问题，它反映了我当下记忆的真实但却保证不了历史事实的真实。这是有必要说明的。

　　整理这些历史碎片竟是那么让人唏嘘。一个已届退休离岗的人了，才似乎明白了读书的意义端正了学习的态度，这不可悲吗？蔡朝阳老师说错过了读书年龄的读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补救的，这话我听来是那么残酷那么寒心，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是多么希望能够倒退回去二十年啊！

　　深情的说一句：年轻老师们，惜时吧！

　　2004-3-11于涪陵五中容膝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