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树经学通论考试（中国学术专著）

• 中国学术专著？

• 国学经典都有哪些哪家出版社的国学经典比较有权威？

• 什么是汉代经学？

• 清朝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中的论言理不如言？

• 问道求真：易（易经包括阴阳太极八卦连山归藏周易）是什么？

• 从传统学术分类看儒学和经学的区别？

• 以晋公子重耳之亡为例写左传的叙事特征？

中国学术专著？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欲了解一切古代学问，版本目录学是一大捷径，读此可知中国古代学术史经典著作之梗概）欲求简便，也可以先参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张之洞纂，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该书可参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学术史必参目录著作）（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门径，学术史必读）（明）黄宗羲撰，《宋元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明）黄宗羲撰，《明儒学案》，中华书局点校本，2008。（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清）戴震撰，《戴震全集》（清）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点校本，2008。（清）皮锡瑞著，《经学通论》，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刘咸炘，《推十书》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黄永年，《中国古文献学四讲》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王泛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

国学经典都有哪些哪家出版社的国学经典比较有权威？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包括哪些书？二是这些书中哪些出版社的权威性强？首先国学经典书籍一般有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是指古籍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史”指一些史学著作，包括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子”是指中国历史上创立一个学说或学派的人物文集。如儒家的《荀子》，法家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的《孙子》，道家的《老子》、《庄子》，以及释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皆入“子部”；“集”是历史上诸位文人学者的总集和个人的文集。个人的称为“别集”，如《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荆公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等。按照国内古籍出版的质量和名气来划分的话，主要有三个档次梯队。第一梯队（质量最好的专业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以经史类古籍整理见长，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四大类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学术笔记丛刊等丛书质量优秀，如《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繁体竖排，收录正史之外的最重要史学典籍；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别集方面更胜一筹，如《杜甫选集》、《杜诗镜》、《集评校注西厢记》)、《金圣叹批评西厢记》(1986年版)、十三经古注等版本质量不错。其中，史学类首选中华书局，其次选先上海古籍，再次选建国之前的商务印书馆。第二梯队：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含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等出版社，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祖耿先生的《战国策集注汇考》、宋诗话全编、辽金元全编、明诗话全编、清诗纪事、近代词钞/诗抄、中国话本大系、冯梦全集、金圣叹全集等都很不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流行非常广，齐鲁书社的《二十五别史》里面《十六国春秋辑补》市面上独此一家，巴蜀书社的《三国志校笺》获得当年古籍一等奖，天津古籍的《古今小品精华》非常精品，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的宋元刻本和孤本做得非常好，如《宋本史记集解》、《史记会注考证》、《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宋本诗集传》、《明本大唐西域记》等都是很关键的版本，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白文本”丛书质量也是非常高的。第三梯队：商务印书馆（建国前）、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九州出版社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百纳二十四史》获鲁迅认可，还有民国年间影印的《四部丛刊》一直被专业界视作优质的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阴法鲁《古文观止译注》，九州出版社的繁体《论语新解》钱穆先生全集本，三联书店的简体钱穆《论语新解》等等。一般选择国学经典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学水平和阅读需求根据不同书籍的质量和版本等综合因素来选择出版社，权威的标准优质内容为王。目前，业界公认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最专业出版社，但二者各有所长，如经学、小学类建议优先选中华书局，如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王力的《古代汉语》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等，其中《论语译注》为四书五经的入门必读书籍。

什么是汉代经学？

经学是汉代兴起的学问.经学作为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构筑了经学“天人”之学的规模.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天人”之学的理论体系.邹衍善言“天人”之学,号称“谈天衍”.他将“阴阳说”和“五行说”融为一体,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旨在论证“天象”与“人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囊括天人、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董仲舒吸纳这了一理论成果,以阴阳五行为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将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填充其中,如以阴阳比况三纲,以五行比况五常,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其次,利用阴阳五行说的推论模式,建立了经学的方法论.汉代经学的方法论具有经验论和感应论的特征,这些显然深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论述邹衍思想时说：“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其中所谓 “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模式,演化为董仲舒“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的经验论思维.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它深切地影响到汉代经学.如今文经学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就“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古文经学也不例外.再次,齐学的部分内容进入儒学,经学的内容杂糅化了.阴阳五行说即具有杂糅化的特征,综合“阴阳”说和“五行”说,兼及“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等.阴阳五行说这种杂糅化是齐文化开放性和兼容性的反映.汉代经学显然受到影响,如董仲舒以“阴阳”喻“刑德”,法家思想进入经学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又讲“强干弱枝”,“赏善诛恶”,“责名考质,以参其实”,表现出“霸王道杂之”的特征.而董仲舒讲“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则显然是吸收了道家黄老学说的思想.

清朝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中的论言理不如言？

第一部分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又字麓云。他曾以“师伏堂”命名自己的居所，学者乃称其为“师伏先生”。皮锡瑞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主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后移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皮锡瑞于1890—1892年间曾入江西学使龙湛霖幕下，也曾兼任长沙图书馆纂修，湖南学务公所图书课长，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在从事教育，讲授经学。皮锡瑞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尚书大传疏证》《今文尚书考证》《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等。他的著作都收入“师伏堂丛书”。第二部分在经学方面，皮锡瑞提倡今文经学，但同时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反对各家互相攻击。他十分佩服东汉的郑玄，对郑玄兼通兼取今、古文的做法极为赞赏。而对康有为的经学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的一些观点过于武断，在皮锡瑞看来，康有为完全否定古文经学与事实不符。《清儒学案》卷一九三曾经说到皮锡瑞教人的要旨有六：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以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第三部分关心政治，力主儒学与现实相结合，乃是皮锡瑞学术思想的一大特点。他着重天道数十年或数百年而变，孔子和古王者必改制以救弊，董仲舒的对策之意也是着重变化。孔门不讳言富强，后儒空谈心性是孔门的罪人。西学与儒学是相通的，不可盲目排外，不可排斥西学。中日甲午战争后，皮锡瑞愤恨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之不可缓。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任南学会会长时，便倡言学会的宗旨说：“学以孔子为师，讲学是孔子所说。”开讲3个月，讲演12次。所讲内容皆贯穿汉、宋，融合中西，宣扬保种保教。他的所谓“保种”，意在提升民智，“保教”则是讲明孔教义理。因为他赞成戊戌变法，后来被顽固派斥为乱党。第四部分皮锡瑞在后来的学术界影响很大，除了他对于《尚书》有精到的研究，他的《今文尚书疏证》等书受到了不同派别经学家的一致推崇外，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两部经学著作，这是经学研究的入门著作。《经学通论》一书是他晚年在长沙讲学时所编著的经学课本。该书不是对每一经进行章句式的讲解，而是对每一部书的撰著和流传，对各书的内容要义，对历代考订注疏的得失，以及学者进行研究的路径，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的《经学历史》一书则概述了从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历史。他在该书中认为，《易》《礼》为孔子所作，五经虽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经孔子整理后，其中包含了特有的“微言大义”，它们从而才成为经书。这实际代表了清代今文经学家的一种见解。第五部分综观皮锡瑞的经学研究，可以明显看出有以下特点：他在经学观点上力主今文经学立场，恪守今文家法。他对于同一流派学者的观点也不盲目苟同。例如：一方面他认为六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而在读经时必须领会经书的“微言大义”；另外一方面，他也批评刘逢禄、魏源等清代的一些今文经学家对经书的“臆说”。第二，他力尊孔子。对于历代经学研究中不利于孔子的言论，都逐一进行了驳斥。在皮锡瑞看来，孔子既然是六经的编定者，那么尊重孔子就必须首先明经。第三，如前所说，皮锡瑞还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结合。例如他论说《易经》大义，便着重反对变法与穷变通久之义不符，但在变易之中，天地、君臣、父子之义又是不可变的。皮锡瑞作为19—20世纪之交的经学家，他的思想中自然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此时，社会政治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他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地打上了这样的特殊印记。例如，他以为孔子为《易》《礼》的作者，这种看法便受到了古文经学大师章炳麟的讥笑。另外，他的一些论断，如认为孔子作经乃为万世立法，明于此方可治经而言经学，相信灾异、谶纬，至诚可以前知等等，表明他仍然没能摆脱思想信仰的束缚，这种态度也不是严谨的学术态度。

问道求真：易（易经包括阴阳太极八卦连山归藏周易）是什么？

金栋按：据易学史料，易、易经、周易、易传、易学不是一回事，既莫把易学当《周易》读，亦莫把《易传》当《易经》读！《易经》是六十四卦，既无阴阳、太极、八卦，亦无《连山》《归藏》。第一，先说“易”是什么？下面转引“易”字的十种解释——《中华易学大辞典》说：（1）天体，即日月合体之象形字。“日月为易”一语便可以引申出阴阳、日出日落、变易、移易、推易等含义。金栋按：此乃承袭汉人旧说。汉人认为“易拆开就是日月”，见于《易纬·乾坤凿度》、郑玄注、许慎《说文》及《周易参同契》等典籍。以字体而言，当是“日勿”之合体（勿，旗子），不是“日月”之合体！（2）生物体，蜥易、蚕等，引申为变易、不易等。金栋按：蜥蜴之说（易，本字为蜴），见《说文》。《说文解字·易部》说：“易，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形。”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说：“本来‘易’这个字据《说文》说来是蜥易的象形文，大约就是所谓石龙子。石龙子是善于变化的，故尔借了‘易’字来作为了变化之象征。”章秋农《周易占筮学》说：“‘易’取象于物……蜥蜴的种类、名目相当多……还有石龙子、四脚蛇、壁虎、变色龙等等，《易》之借‘易’为名，似乎取其善于变化的性质……以‘易’之本训求之，无论各家各派的立说是怎样的相左，见解又是如何的新奇，却有殊途同归者，即一致都落实到《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这一共同点上。”（3）天体、生物体的变化过程，如“生生之谓易”。金栋按：见《系辞传上》。（4）客观存在的人，如“易官”（即“立以为易”）。金栋按：《礼记·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郑玄注：“易，官名，《周礼》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孙希旦《礼记集解》说：“《易》，谓卜、筮之书也。《周礼》卜有‘三兆’，筮有‘三易’，此言《易》而不言‘兆’，下言‘抱龟’而不言‘蓍’，皆互相备也。易抱龟南面，此‘易’谓卜、筮之官也。”（5）认识的程度和行为的方式，如“容易”、“简易”、“易知”、“简能”。金栋按：见《易传》。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此言或为“易”之本真！卜、筮，两种不同的求天问神以趋吉避凶之方法。卜用龟，筮用蓍。二者相对而言，则卜难、筮易，以选材而言，蓍草比龟甲容易得到；以技巧、技法而言，龟卜较繁难，从选龟时的辨色辨体到剔刮钻孔，最后用火烧灼，才显示出预示吉凶之兆纹（象），而兆象繁难又不易辨识；占筮用蓍草推演（《易·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与龟卜比较要简易很多。如当代著名学者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说：“其实，‘易’的原初意蕴，就是‘易简’。孔颖达曰：‘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斯言最得‘易’名之本真。‘变易’与‘不易’，皆为后来传《易》者涂附之说。如前所论，无论是材料的来源，还是占卜的程序与技法，筮占相对于龟卜来说，确然‘简易’得多。设想，古人之所以将筮占称为‘易’，其着眼点正在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尔后，筮书既成，依所筮之卦稽之于书，更其易易。于是，将揲蓍以占吉凶的预测方法称为‘易’，一变而称筮书为《易》，这是符合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6）从认识的方法和手段上来解释“易”字，如“易者占卜之名”。金栋按：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吴先生曰：‘易者占卜之名……。’本诂固占卜也！”（7）从认识的过程上来解释，“易，逆数也”。韩康伯注：“作易以逆赌来事，以前民用。”孔颖达疏：“易虽备知来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故圣人作易，以逆赌来事也。以前民用者，易占事在其民用之前，此《系辞》文，引之以证逆数来事也。”以为易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认识过程。金栋按：见《易传》。（8）从认识的结果上来解释，如“易者象也”。金栋按：见《系辞传下》。以卜筮而言，卜是龟卜而取象，甲骨卜辞是也；筮是蓍草而取数，周代三易是也。如《左传·僖公十五年》说：“龟，象也；筮，数也。”（9）卦、《周易》等的简称。（10）“卜筮”、“卜”、“筮”的代名词。金栋按：易者筮也，筮者数也。筮，《说文》说：“《易》卦用蓍也。”即用蓍草变易之数九八七六，以求一爻、六爻一卦，而占吉凶祸福。班固《汉志·六艺略·易》说：“《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有中国黑格尔之称的南宋大儒朱熹曾反复地说：“《易》本为卜筮而作……且如《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功夫。《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话说……《易》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二，说《易经》。《易经》有广、狭义之分。广义《易经》，即指今通行本《周易》，分“经”与“传”两部分；狭义《易经》，则指《周易》之“经”，乃周代的一部筮书（算卦的书），即本占筮而寓哲理，出自卜史官之手。传世典籍《周礼·春官》中有三《易》之说，其中《连山》《归藏》只是占筮书，两种筮法，没有经过圣人孔子的赞修整理，所以不得称《经》。据易学史料及传世典籍，周代有三种筮法。如《周礼·春官·宗伯下》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郑玄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三《易》卦、別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孙诒让《周礼正义》说：“名异，谓《连山》《归藏》卦名与《周易》或同和异；占异，谓《连山》《归藏》以不变为占，与《周易》以变为占异。”同篇又说筮人“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对于“三易”的关系，（1）李零《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说：“《连山》《归藏》，人物比《周易》多，很多人物都是传说人物。这些人物，有些固然早于周，但《归藏》居然有周武王、周穆王。可见《连山》为夏易、《归藏》为商易的说法不可靠。三易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前后关系。”（2）李学勤《周易溯源》说：“春秋时在《周易》之外另有其他筮法，这从《周礼》来看当即《连山》《归藏》，应属可信……在周代，二易仍和《周易》并行。”（3）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说：“从现有的关于筮卦符号的考古材料可知，筮占的方法大抵在商末周初才普遍兴盛起来，其所以兴盛的原因，也是由于周民族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所致。《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只要不把作《易》者坐实为周文王，则筮占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既然筮法尚犹勃兴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则所谓‘夏、商之易’便不攻自破。……“《连山》《归藏》与《周易》，是同时并存的三种不同的‘筮占’，是由于地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易筮’流派；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卦序的排列上。……它们都是周代的筮书。”《连山》《归藏》二易失传，为何唯有《周易》完整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此主要与圣人孔子有关！如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说：“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李零《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说：“孔子宗周，对《周易》情有独钟。卜筮之书，他只选筮，不选卜；筮有三易，他只选《周易》，不选《连山》《归藏》。这个选择，意义非常大。从此，才有《周易》独大的局面。”且因《易》是占筮之书而免遭秦火，并得以保留全貌。故通常情况下所说的《易经》（广义），指今通行本《周易》，分经、传两部分。《经》本占筮而寓哲理，《传》乃哲学与神学之混合体。《易经》（狭义）全书六十四卦，即卦形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了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之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第三，再说说阴阳。《易经》本与阴阳无关！数字卦乃阴阳爻之原型。传统观点认为，阴阳源于占筮典籍《易经》，但经文共4940个字，无一处“阴阳”连用之词，怎么能说与阴阳有关系呢？说与阴阳有关系者，大多认为八卦与六十四卦卦画中有阴爻“- -”和阳爻“—”之故。殊不知，阴阳爻原型是数字卦，乃古代卜者、巫师之所为，即在举行卜卦、筮法时用来表示奇、偶数的符号。其中，奇数七、九用“一”表示（后世谓之阳爻），偶数六、八用“八”（--）表示（后世谓之阴爻）。见《周易·系辞传上》“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章记载。《易经》不讲阴阳，是战国秦汉时期《易传》讲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以道阴阳”等。乃《易传》作者以阴阳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之旨。第四，最后说说“太极”。杨力《周易与中医学》说：“太极文字记载始出于《周易》，如《易·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据古籍记载，太极一词首见于战国道家典籍《庄子》。《庄子·大宗师》说：“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唐·成玄英《疏》：“太极，五气也。六极，六合也。且道在五气之上。”《庄子》以“太极”和“六极”相对而言，太极应指上天之高，六极则指下地之深。太者，大也。极者，无限之义。太极，就是无边、无际、无垠、无限，天极是也，故又有无极之称。太极由道而生、由无而来。太极，帛书《易传》作“大恒”，显然是汉代后儒窃用庄子之语而改之，以避汉文帝刘恒之讳，亦说明今本《系辞传》成编定型于文帝刘恒之后，故杨说不当。“大恒”改为“太极”，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之“太一”有关。饶宗颐说：“帛书‘易有大恒’一语，无异说易有大常、易有大道了……太恒与太极、太一自是一事的异称”（《医学考古论集》）。据易学史料及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等相关书籍论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易传》作者吸收了老庄道家、稷下道家与阴阳家如道、太极、阴阳、精气等天道观之哲学思想，并结合儒家的伦理观编写而成。杨氏说“太极”一词，始出于《周易》之《易传》而源自《庄子》，与《周易》古经无关。从此太极与《易》结缘。《易·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仪，匹配之义。在汉唐之前，两仪指天地，非指阴阳。宋儒治《易》者广演其说，又以阴阳二气解释两仪，并以太极之图象附会推演其说。对于《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古今注家是如何解释的呢？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既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周敦颐《太极图说》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朱熹《周易本义》说：“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太极者，宇宙之本体也。宇宙之本体，《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乐》篇名之曰‘太一’，《系辞》名之曰‘太极’……两仪，天地也……宇宙之本体太极分而为天地，故曰‘是生两仪’。”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说：“太极是什么？前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的‘一’字下说：‘惟初太一，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虞翻也说：‘太极，太一。’这是对的。‘太极’就是‘太一’。太一是整体的、绝对的‘一’。“韩康伯注说：‘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这是用《老子》的观点来解释《周易》，是不对的。因为《周易》关于世界本原的观点和《老子》是根本对立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所说的‘一’和‘有’，相当于《周易》的‘太极’。《老子》在‘一’与‘有’之前加上‘道’与‘无’，认为‘一’是由‘道’产生，‘有’是由‘无’产生，世界的本原是‘道’与‘无’，而不是‘一’与‘有’，这就与《周易》的观点大相径庭了。“恩格斯认为，判断一种思维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关键看它承认存在第一性还是承认意识第一性。对照这个标准，我么可以看出，《周易》的思想是唯物的，而《老子》的思想则是唯心的，二者相去甚远。宋人不明白这一点，试图用《老子》中的‘无’来解释《周易》中的‘太极’，如陈抟将太极画成圆圈。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都犯了与韩康伯所犯相同的错误。‘两仪’是什么？《诗·鄘风·柏舟》：‘实维我仪。’毛传：‘仪，匹也。’可见，‘仪’有匹配的意思。‘两仪’就是一对儿，就是事物对立统一着的两个方面。太极生两仪，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在《易经》中，‘两仪’就是阴阳。”“太极”究竟是什么？要之，太极是有，易儒家谓之“一”，即一个整体、一团混沌之元气。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说：“原来它就是天体宇宙……是天地未分之前的一团混沌元气。”太极并无图，然而若硬要将太极画个图，即画一个圆圈圈而已！其由道而生、由无而来。即道、太易（无）→一、太极（气、有）→二、两仪（天地阴阳）→三（阴阳交感和合）→万物。中医言太极，即太虚也。见《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

从传统学术分类看儒学和经学的区别？

经学与儒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时间上讲，儒学的出现早于经学。儒学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而经学则是伴随着儒学地位的提升，到西汉中期，朝廷设立“五经博士”，进而形成了专门的“经学”。从那时起，儒学在很大程度上就以经学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从涵盖的范围来说，儒学比经学宽泛得多。经学特指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之学。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秦汉时代，儒有十五派，至于佛教东来、道教建立以后，那些非佛道的学说，往往被称之为“儒学”，近代又出现所谓“新儒家”。从传统目录学分类中，经学和儒学也是既分离又有重合的。

以晋公子重耳之亡为例写左传的叙事特征？

　　作品评价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着重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服虔、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编辑本段编年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时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其文学特点可概括为：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骊姬祸国 　　(编年体记事，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前672年，晋献公讨伐骊戎，骊戎首领献其二女（长曰骊姬、次曰少姬）于献公，以此求和。献公欣然笑纳，率领大军载美人而归。 　　献公自回国后，宠爱二女，骊姬尤甚，一意孤行立骊姬为夫人，少姬为次妃。 　　骊姬奸猾诡诈、献媚取怜，得献公之专宠。前665年，姐妹俩皆有喜，骊姬子名奚齐；少姬生子名卓子。子以母贵，二少子皆得献公喜爱。献公隐隐有废申生而立奚齐之意。 　　骊姬为其子夺嫡，勾结大夫梁五、东关五，欲分化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梁五、东关五进言献公：“曲沃，晋之宗庙所在，当派申生镇守。蒲城与屈为边防要塞，当以重耳、夷吾戍其地。”在分封制的时代里，公族在外，其意即为分封。分封则另立宗庙，为旁支，就基本丧失了对大宗的继承权。骊姬之意自然是让献公分封三子，献公是何等英明？岂会不知分封三子之意？然而献公一口答应…… 重耳与申生、夷吾道别，来到蒲城。重耳兄弟遭到后妈的嫉恨，骊姬还未将重耳视作第一目标，因为储君是申生。即便是将要分封的申生，骊姬仍不肯放过，她认为，申生的存在就注定是奚齐登上晋侯宝座的绊脚石。 　　前661年，献公始作二军，自将上军，命申生将下军，其意更为明显：春秋非卿不将兵，献公命申生帅下军，欲立申生为卿，废立之心昭然若揭。此次出师战果辉煌，连灭耿、霍、魏三国。而狐突、士蒍、里克、先丹木、邳郑父等重臣皆对申生更有依附感。第二年，申生又单独率军攻破皋落氏，如此优秀公子，国人交口称赞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其受冷落的怜悯，更对骊姬一党怨声载道。更令骊姬害怕的是申生像极了曾经的曲沃桓叔。 　　前656年，骊姬借口申生之母托梦，却在申生供奉于献公的胙肉中下毒。献公认定申生有弑父之心，申生逃亡曲沃。 　　献公招三公子问罪，申生有口难辩，畏罪自缢。重耳、夷吾听闻申生惨遭奸人迫害，前往绛都询问。骊姬献谗：重耳、夷吾亦与申生同谋。 　　重耳、夷吾听说后妈又将要陷害他们，便不辞而别，悄悄返回封地。献公见儿子们不辞而别，更确定其心中有鬼。 　　避难母国 　　晋献公的大军兵分两路，分别围住蒲城与屈邑。夷吾敢于与父亲的军队较量，寡不敌众。重耳则更干脆，不抵抗，声称：“儿子不能跟老子打！” 不久，蒲城陷落，晋军中有一人叫波提的追杀重耳，重耳越墙逃脱。重耳只能投奔其母国——翟。不久，在翟国与狐偃、赵衰等人会合。 重耳的母亲本就是翟人，这里是狐偃的故乡。对此，狐偃为重耳做了精心的安排，献公也没有去赶尽杀绝，重耳终于可以暂时歇口气，在翟国安居。在翟国一呆竟然就是12年，好在翟君对重耳还不错。生活在平淡中度过，但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翟国攻打戎族，俘虏了两个貌美的少女，便献给重耳。重耳笑纳，与谋士赵衰分老婆，君臣俩连襟。季隗为重耳生了两个儿子——伯鯈、叔刘，都是历史的过客，而叔隗为赵衰也生了个宝贝儿子，他就是未来半个世纪威震天下的赵宣子。 在翟国重组了家庭，生活过得不亦乐乎，重耳渐渐习惯了，乐不思晋。 　　擦肩而过（故事化情节） 　　前651年，年迈的晋献公将崩，欲将晋侯之位传于公子奚齐，且尊骊姬为国母，然献公尸骨未寒，里克、邳郑父等人果聚众作乱，杀死奚齐、卓子（献公与骊姬妹之子），逼死荀息。 　　里克弑二君，想拥立献公诸子嗣君位。献公子为数不少，可死的死，逃的逃，有贤名者只剩重耳与夷吾。里克借口杀二君是为迎贤主。公子党皆附里克。 　　里克派遣狐毛至翟国，面见重耳。狐毛者，狐偃之兄。狐毛向重耳谈及国内政变。重耳唏嘘不已，狐毛向重耳转达里克之意，重耳犹豫不决，转身问计于狐偃、赵衰。众人合计的结果：危险，保命第一！这些年，重耳目睹父亲过于残忍的手段，甚至怀疑里克为他设下的也是个圈套。狐毛回报里克。在里克心中，重耳是除申生外的第二人选，但早已被这些年的血雨腥风吓得畏首畏尾。里克的善意没有得到重耳的理解，转而又去招身在梁国的夷吾。 　　秦穆公紧盯晋国内政，试图插手，派人联络重耳、夷吾，希望帮助重耳为君，重耳谢绝穆公的好意：“父亲在世时，我就不讨父亲喜欢，为父亲怪罪。如今父亲去世，我又不能为父亲守丧。为人子者，大不孝顺！哪里还敢贪恋君位？”夷吾在获得了里克的聘书后，也召见了秦国使臣。夷吾喜出望外，便以割让河东五城为条件，获得了穆公的援手。 　　事实上，夷吾的谋士——冀芮与吕省早就将国内的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便积极怂恿夷吾回国登基。就这样，公子夷吾在内有里克为主，外有秦嬴为援的条件下，击败了重耳，顺利的回国即位，史称晋惠公。 　　惠公迫害 　　惠公即位后，积极打压昔日作乱的公子党，不久就杀死权臣里克、邳郑父，并将国政委任于冀芮、吕省等人，重用亲信，大兴党狱，坐罪者甚众，加剧了晋国高层的矛盾。 　　惠公恐国人附重耳，欲先杀之而后快，便派遣刺客去刺杀重耳。早有细作打听到惠公之谋，便赶往翟国向重耳报告，他弟弟要对他下手了。 　　重耳与谋臣商议，狐偃说：“我们在这已经呆了12年，盘缠也积蓄够了。现在应该去其他诸侯国谋取支持。”重耳依其言，便与家小作告别。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时，刺客已来，重耳吓得拔腿就跑，冲到城门口，见到准备好的马车，一跃而上。狐偃、赵衰、贾佗、魏犨等随即跟上，而先轸、狐毛等人则抱憾未能随行。 　　颠沛流离 　　（语言立体刻画人物）匆忙之间，重耳一行就上路了，盘缠都没带。自翟国往东，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卫国境内，没想到一生英明的卫文公一时糊涂，对重耳没有兴趣。 重耳没有得到卫国的一丝援助，又再度起锚。然而，钱财、食物都没有得到补给。在卫国五鹿，重耳终于忍不住了，放下架子竟向一个农夫乞讨。一个普通农民又有多少粮食去施舍给重耳等十几人呢？农夫从地上拾起土块，调侃重耳：“拿去，吃吧！”饥饿难耐且近乎绝望的重耳气愤的举起鞭子要抽打农夫。狐偃赶忙阻止了重耳：“这是上天要赐给我们土地啊！说明我们复国在望。”并且煞有介事地向农夫磕了个头，接过土块，装在车上走了。 这种精神胜利法勉强刺激着重耳，重耳的进取之心正在干涸。为了让重耳活命，从人介子推到山沟里，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当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 　　齐国艳遇 　　重耳一行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齐国。时桓公在位，齐为霸主，齐桓公素有爱贤之名，管仲新丧，霸业初显颓势。齐桓公盼着招纳贤人来辅佐自己，延续霸业。重耳之贤，天下共知，桓公听闻重耳到来，出郭相迎。 　　桓公待重耳一行甚厚，使其得到了很好的补给，可心里也有一些猜忌。在与重耳的交往中，意识到重耳——一个落魄公子——举止之中，气魄宏伟；谈吐之间，志在天下。而重耳身边的随从，皆世之豪杰，将相之才。桓公句句称好，却也默默惊讶，为自己的后人捏把汗。 　　桓公以其宗女嫁于重耳，盼能捆住重耳，即便重耳最终复国，也可得晋之欢，以为助力。 　　齐女贤，美丽娇艳，果然将重耳迷得团团转，在齐桓公的糖衣炮弹之下，重耳尽享驸马之贵，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这些年饱受苦难的重耳，只知自己为公婿重耳，便忘记自己本为晋重耳。 　　前643年，齐桓公病逝，齐国衰落，以齐之力复国已不实际。重耳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不愿再去品尝流浪奔波。狐偃、赵衰等人多次提醒重耳，重耳不从。 　　狐偃、赵衰等人密谋，恰有一侍女窃听，报与宗女。宗女杀死侍女，与狐、赵合计，将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马车，快马出城，离开临淄。 　　等重耳一觉醒来，为时已晚。重耳气得操戈要砍狐偃：“如果不能复国，我吃你的肉！”狐偃边逃边半开玩笑：“如果复国失败，我死在荒野，也是被狼吃。若你能复国，晋国的肉都是你的，我的肉不好吃！” 　　重耳住手了，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一路颠簸 　　离开齐国温柔乡，下一站——曹国。曹共公完全不听大夫僖负羁之言，拒绝接纳重耳。曹共公早听说重耳身理缺陷，竟然在重耳沐浴之时，在窗帘外偷窥，看看重耳的骈肋到底长得啥样。 　　真是恶心，重耳知道后，痛恨曹共公，暗自要报复曹国。 　　离开了曹国，又步入宋国境内。宋襄公以仁义治国，自然不会对重耳熟视无睹。襄公以与齐桓公相若的规格，招待重耳，只差没有嫁老婆。此时，宋楚争霸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宋襄公依然奉重耳为上宾，重耳对襄公之恩牢记于心。 　　宋国只是重耳的驿站，重耳小住了一段时间，修整后便再度启程。重耳一行来到郑国关前，派人通报郑文公。叔詹说：“重耳，是晋国的贤公子，与君侯同宗，宜当结交！”郑文公是个连父子亲情都不认得的主，哪会买这个帐？文公拒绝：“每年从我们这里路过的诸侯、公子那么多，如果每个都去招待，我们哪有那么多钱？” 　　于是乎，郑文公催促着重耳一行赶紧赶路，不要在郑国闲呆。 　　楚国厚待（外交辞令） 　　重耳离开郑国，又踏上了漫长的旅程，继续往南，进入楚国境内。 　　楚正值强盛，在楚成王的领导下，打败了一心图霸的宋襄公。成王早闻公子重耳是当时贤人，便远迎重耳，安置重耳居住在郢都，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与重耳共论天下，命自己的臣子与重耳的手下人时常切磋。 　　有一日，楚成王在酒宴中问重耳：“今日，我待你如何？”重耳答曰：“甚厚！”楚成王又问：“他日若你返国，将作何报答？”重耳思忖一会，答道：“若返国，皆君之福。倘晋、楚对战于中原，我必然退避三舍，以报今日之恩！” 　　成王默然，令尹子玉大喝道：“寡君奉汝为上宾，汝安敢出此妄言？”楚成王命成得臣退下，子玉不甘心，强谏成王：“重耳，世之贤主；随从，皆有将相之才。倘使其归国，如鱼得水，他日必成楚之大患。今日，其羽翼未丰，宜当处之！”成王不从，命子玉退下。成得臣愤愤告退。